有人和我說，現在大陸和台灣對彼此的態度不太一樣，台灣人似乎沒有自己想像中的有水準；大陸人反而對台灣人非常的友善、開明。我無法苟同。兩岸彼此的態度必需要從二個方面來理解：政治和社會。二者相輔相成，相互影響，不能因為一個人在社會中的片面感受就忽略掉這樣的善意背後的政治動機。
是的，我在英國遇到了很多非常友善、開明的大陸人，但我們必須知道，他們能夠來到海外留學就代表著他們中國社會中的最高階層，能夠掌握這樣資源的人，也一定都接受過國際化的教育、有著不同於中共宣傳體制下的思想，因而不會用宣傳體制下那套對台灣的印象來行動。普通的中國人在共產黨教育下，多半都是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且非常想要以武力統一台灣，對於那些「台獨份子」是非常厭惡的。這些中國人對台灣人有善的態度，大多都是建立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的概念下的，因此會主動的預設他看到的台灣人都是盼望統一、心向祖國的中國人，並且以對應的態度與台灣人交流。我相信這樣的友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友善，而是基於政治正確的友善，是不對等、不真誠的。台灣人千萬不能把這樣的友善視為理所當然，也不能把這種友善視為大多數中國人的想法。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對台灣人的三種態度：第一是開明的中國人對台灣人平等的友善和熱情；第二是在宣傳體制教育下的中國人對台灣人有條件式的、不對等的友善；第三是受到共產黨教育下，對台灣人和台獨份子（誤以為台灣都是台獨份子）有錯誤認知而形成的極端的厭惡和藐視。
社會上是這樣子的，但如我前面所述，社會總是在政治的陰影之下。中共對台灣的政治上的態度是現實主義的。他不承認中華民國，始終認為必須統一台灣、建立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台灣跟大陸從來就沒有正常的外交關係（不是西發利亞主權體系），唯一的準則就是現實主義外交的方針，利益優先。中共在這樣的方針下，理解到無法用自由主義式、理想化的外交來解決問題，而用武力解決是最不划算的，最後的選擇就只有用經濟來誘惑、用宣傳和暫時的善意來滲透台灣社會，尋求台灣社會的認同，自發的讓中共統一；換句話說，中共所有在經濟上的善意和援助是基於他現實主義的政治動機，都是基於統一台灣的前提。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態度就沒有中共這麼的現實主義。台灣因為經濟依賴大陸，所以只能被動的接受條件，卻還是非常理想化的想著大陸和台灣能夠和平發展，因此沒了蔣中正時代的攻擊性。現在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雖然是十分強調台灣獨立自主、或是維持現在兩岸分治的狀態的政策，實際上卻是十分軟弱的。台灣在經濟上沒有太多的籌碼，在政治上雖然有法統但沒有辦法讓中國的社會大眾瞭解（「輿論高地」被佔領）因而也失去主動權。現在台灣內部也被嚴重的滲透，他所保護的言論自由在中共的眼裡就是可以利用的手段，很多軍隊的高級將領都鼓吹投降、立委杯葛國防預算，中共千方百計的想要攏絡台灣社會的輿論，甚至不惜對社交媒體下手，這是中華民國台灣最大的危機，也是未來的危機。但是反過來說，台灣最大的優勢就是現況，是台灣這塊土地完全獨立、但中華民國又擁有大陸法統的雙重優勢，能夠將中共的兩個目標完全挫敗，一：中共想要中國人政權的法統，因此必須滅掉中華民國，二：滅掉中華民國的條件就是統一台灣，現在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特殊情況，讓中共完全沒有達到這兩個目標，就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優勢；只要台灣能夠維持現狀，就必然會是中共的失敗。這樣的優勢會隨時間推移而擴大，直到無法挽回，讓中共採取更極端的行動。中華民國（台灣）的優勢和危機和時間的關係
中華民國台灣的優勢就是現況，但現況不會一直維持。現況的轉折點將會是在中國社會的手上，當共產黨沒有辦法控制國內輿論壓力、或是經濟無法達到國民期望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與歐美脫鉤之類），就會是共產黨內部進行改革，或是對外尋找對手來轉移大眾注意力的時刻。
中共建政的正當性不是法統，而是以社會主義能夠帶來全面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為保證，向國民透支了信任和勞動力。過了七十年了，經過一次次的飢荒、文革、死了幾千萬人後，共產黨已經沒辦法像以前那樣控制住輿論、修改記憶了。網路的便捷雖然讓中共更好控制，但改革開放帶來市場經濟的發達也意味著公民逐漸形成契約意識和個人自由的概念，漸漸的和共產黨那套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脫鉤。現在對於國民來說，就是共產黨兌現的時候，共產黨如果不建設經濟，那至少也要維護國家統一；經濟目前已經是無解，那麼統一無論有能力與否，都勢在必行，否則國民賦予的期限馬上就要透支，共產黨就沒有理由和藉口再繼續壓迫他的國民了。
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於一個有契約精神的社會是這樣子的。政府和國民是對立的、契約的穩定狀態，互補互助，互相給予保證、互相信任，而當有一方沒有做到（無論是沒有達到施政目標或是任何一方任意擴大權力），這樣的對立狀態就會崩潰，進入不穩定態。無論是政府以強勢控制住國民，或是國民反抗他的政府，最終都會物極必反，國民將會擺脫政府的控制，或者政府盡一切力量穩定局面，然後回到穩定態：政府和國民重新和談，締結新的社會契約，進行改革，或者國民發動革命，推翻他的政府，重新選舉一個代表公眾意志的政治實體。
現在的中共如前面所述的，已經進入了不穩定態，國民反抗他的政府，政府壓迫他的國民，而這情況將會持續到臨界點，也就是沒辦法控制輿論壓力，或是施政無法達到國民期望時，中共必然會進行改革或者發動攻擊來繼續穩定局面。改革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內部的，但可以預見的是，現在高壓的統治方式在未來將不對開明、啟蒙過的中國人適用。
因此，中華民國要做的就是等待和備戰。等待中共的高壓統治自動的起反效果，並且確實應對中共可能出現的動作即可，而這段時間非常的長，中華民國有非常多的預算來慢慢進行軍事建設和外交博弈。
中華民國以防守的姿態，犧牲進攻的主動權，換取道德的高點和時間的優勢，對於一個大陸六十分之一體量的國家來說已經是最優解，奈何中華民國身為一個保障民權、促進人權的民主共和，注重保護言論自由，這樣的放任也將讓政府內部和外部出現危機。時間的優勢也因為道德的約束和作為憲政國家的底線而慢慢的被共產黨侵蝕、滲透。
中共瞭解到自己是一個人治社會，缺乏國際外交的常識和底線，並且藉此在台灣社會散播言論，利用中華民國完善的保障言論自由的制度，竭盡全力想要破壞中華民國自由的體制，莫不是最大的諷刺。中華民國在八十年全面進行民主憲政後，就不再使用動員戡亂時期的法律，使得不只民主開放的言論得以在台灣社會散播，也使得外部的極權政府得以用各種宣傳手段、投資標的來滲透並獲得言論的同溫層；而台灣社會除近年來的反滲透法外，沒有任何的對抗措施。
台灣黨派分裂嚴重，中央政府屢次澄清的事實也不被在野信任，甚至在野還聯合對岸的共匪政權，協助散播各種支持統一、鼓吹投降、煽動青年將政治黨派化，不顧中央政府跨黨派合作的事實與可能，瓦解中央政府的公信力。這樣的力量是非常具威脅性，而且又完全合法的，在當今的歐美都有國安法、反滲透法的管治下，台灣卻因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而無法放下身段，控制對國家安全不利的言論，令人痛心。
在這樣的滲透下，中華民國內部瓦解的時間如果早於中共政權進入不穩定態的臨界點，那麼中共即非常有可能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這個時間點大多數媒體預測為2027年左右，但我個人認為中共的滲透效率不可能這麼高，且對內的統治力不可能這麼低；最近的經濟風波是讓中共元氣大傷，但只要黨內有共識進行改革，重新放開經濟，還是可能延緩不穩定態爆發的節點。目前台灣社會被滲透的風險比大陸進行改革的機率還要高一些，在如此的人海優勢下，台灣輿論不佔優勢，而政府也無力挽回。因此，台灣社會必將進行改革，無論是從政府的法規、社會輿論、黨派關係、教育、外交，台灣社會現在的首要目標應該是身為亞洲民主憲政典範的同時，保持對國安和資訊安全威脅的認知；換句話說，台灣不應該在言論自由光譜的最左側，而是應該放下身段，以一定的自由換取安全保障。我相信如此發達的台灣社會，有足夠的籌碼向他的公民承諾，在關係到國家安全之外的自由，在符合憲法原則下應予以完全的保障。此舉並不是動員戡亂時期條款的復辟，而是在符合民主憲政體制下，ˊ給予政府一定對言論的調查權，並在司法院在不違憲的情況下，予以審查權，且個別案件均受司法程序保護，擁有向上申請二審、三審的權利。
如此溫和的政策給予政府一定的限制空間，也在程序上保護受指控和審查的言論，是目前台灣在如此道德高點的最優解。實際上，陸續出台的反滲透法等法案就是依照如此精神實施。就如伏爾泰（其實並無說過，而在傳記中被提到）所說，我們不同意某些言論，但我們誓死保護言論的權利，而我們能夠做的，就是透過公正的司法和政府和公民的協調，對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作出妥協。
在法案、政策的限制下，台灣社會被滲透的時間將會被延長，進而維持現況，成為台灣社會可以利用的優勢。同時，身為受教育、守法的公民，我們應當讓那些宣傳共產黨思想、破壞台灣社會和諧的人們，用最公正、最嚴謹的程序起訴、審判他們，也應當讓他們擁有完善的司法資源，為自己辯護；如此展現台灣社會司法的公正性，讓他們瞭解到，他們的行為是基於民主憲政的保護下，而他們非但不保護這樣的體制，還想著要破壞他、利用他。